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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國自詡以法治的觀點來保障世俗社會的實現，而法治精神的原則和要義是自由。換言之，法治的精髓就是自由精神，這就是法國（或西方）所謂的獨立自由之精神。但法治保障自由到什么程度？是否可以沒有底線地發表言論？甚至可以侮辱某個宗教的先知？可以明確的是，法國的言論自由還是有邊界的。在法國，涉及種族歧視的言論都可以被扣上“種族誹謗罪”的帽子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法國沒有褻瀆神明罪一說。這意味著法國公民對于任何宗教都可以極盡夸張嘲諷之能事，來體現“舌頭上的自由”，而諷刺漫畫就是一種民眾喜聞樂見的表達渠道。根據共和國法律，褻瀆宗教罪并不存在。雖然侮辱信徒從道義上說是應當被禁止的行為，但嘲諷宗教及其教義，把穆斯林的先知、基督徒的上帝或猶太人的上帝畫成漫畫確實是被允許的。從某種程度上說，在法國，言論自由等同于侮辱先知的自由。

十九世紀，宗教不再是法國社會的主宰，各種法律把“世俗化”提到了一個相當高的高度，將其作為共和國的核心價值之一予以對待。正是這種世俗化，使得褻瀆宗教具備了合法性。

誠然，法國公民具有褻瀆宗教的權利，但作為共和國的一分子，他們也應履行不激化矛盾的義務。然而與事實相反，法國媒體最大化地使用了權利，忽略了他者的情感接受。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今的法國在面對文化多樣性時，依然保有著對自身文化的天然優越感，而這直接表現為對其他文化的蔑視和不敬。對另一種文化缺乏尊重勢必導致文化沖突。對于因宗教引發的文化沖突，法國政治家是向漫畫家敲過警鐘的。但由于沒有法律約束，且在一個自由國度，文化沖突隨著優越感的放大而無限放大。事實上，沙爾利事件后，法國的文化優越感仍在持續“發酵”。另一家與《查理周刊》齊名的法國非主流諷刺雜志《寒流》近日又將矛頭指向所謂“黃禍”。

最后，阿爾及利亞裔法國人成為沙爾利事件兇手，反映出法國的移民融入政策顯然是不成功的。從移民的角度看，移民甚至第二代移民都沒有能夠很好地融入法國社會。移民大多聚居在郊區，教育水平、收入水平偏低，犯罪率較高。第二代第三代移民雖然生在法國，但保留了穆斯林的生活習慣和伊斯蘭教信仰。從法國政府角度看，為了強化身份認同，政府頒布法令禁止公眾場合顯露明顯的宗教標志。該禁令初衷并非針對某一個宗教，而是要求尊重法蘭西的共同價值，但客觀上強化了穆斯林的抵觸情緒，造成社會的嚴重撕裂。從社會穩定角度看，由于法國公民不論其宗教、種族、祖籍有何不同，都被一視同仁地視為同一民族的成員，因此國內的社會管理相對而言比較簡單，給了法國籍的恐怖分子可乘之機。

法國電影《岳父岳母真難當》講述了一個法國傳統家庭中四個女兒分別嫁給阿拉伯人、猶太人、中國人、非裔黑人的故事。雖然老丈人同幾位女婿的隔閡最終在共唱《馬賽曲》中煙消云散，我們還是能看到電影所反映的現實意義：真正做到“法國人不問出處”，真正讓“新法國人”具備法蘭西精神，共享共和國價值之路任重而道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