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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有人批評世界經濟論壇(World Economic Forum，英)，稱其只不過是個為富翁和有權有勢的人設計的辯論俱樂部。今年，世界經濟論壇再次被迫為自己進行辯護。

可它也吸引來為數不少的非政府組織，例如樂施會(Oxfam)、國際特赦(Amnesty International)和世界自然基金會(WWF)等，都將出席1月21-24日舉行的達沃斯論壇。

奈特曾作為天主教慈善組織明愛會(Caritas)會長4次參加世界經濟論壇，如今她在由納爾遜·曼德拉于2007年創辦的人道主義組織“長者會”(The Elders，英)擔任總裁。

世界經濟論壇到底為民間社會組織和他們的各種訴求提供了什么？

萊斯利-安妮·奈特：我記得自己每年都苦苦思索這個問題，我也肯定，那些仍然參加的還是會問：“我應不應該去？”一邊是想：“我怎么擺脫這種誘惑？”另一邊卻要問：“我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那個空間，來喚醒人們的意識？”世上很少有這種地方，能讓你有機會接觸真正有影響的商界領袖、政治家和民間社會組織，而達沃斯是其中之一。這三類關鍵團體正在加強合作與協作，因為我們都息息相關，都要參與解決各種社會問題。民間社會并未表示掌握著所有的答案-我們彼此需要，來找到更佳解決辦法。

所以，世界經濟論壇集結了擁有最大財富的一群人，是否還是討論不平等與貧困的恰當場所？是的，這里正是必須討論這些問題的地方

您怎么知道商界領袖不是在當眾點點頭說些合宜的話，事后卻違背自己的諾言？

萊斯利-安妮·奈特：商界領袖知道，如果他們出于投資原因進入一個受戰爭蹂躪的國家，為了成功實現他們的目標，就必須同民間社會組織緊密合作。找到讓人們致富的環境是具有吸引力的。你可以既做生意，也做好事。

我認為，即使在達沃斯這樣的地方，人們也有這種真誠的信念，人們在真摯地傾聽民間社會想說的話。商界領袖與金融家們不是為了做表面文章而對共同責任開空頭支票。

恰恰相反，商界領袖在發展與人道主義援助領域正在做出巨大貢獻。

那么就您看到的來說，以前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產生了哪些結果？

萊斯利-安妮·奈特：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產生的真正變化能達到何種程度，確實得由組織者來展示，他們也許能比現在做得更好。我們可以對此冷嘲熱諷，問他們：“達沃斯年會開了45年了，它們帶來過哪些實質性的改變？”然而這個非常難以衡量。

任何參加過達沃斯的人，都會帶回些日后能幫到本組織的聯絡人資料。討論會結束后，走廊上的確會發生最豐富的交流。達沃斯是達成這一目標的一個非常方便的途徑。至于收獲值不值參加的費用，則要另外討論。

除了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的費用外，還有其他哪些局限性？

萊斯利-安妮·奈特：達沃斯論壇令人不快的問題之一，是它的排他性，而且我認為他們有一定道理。即使是一個擁有巨大預算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，也會發現自己被排除在讓論壇運轉的核心組織之外。

我們不得不警惕各種層面的社會排他性。無論往哪里看去，風險之一都是，掌握重要財富者的人數越來越少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我認為達沃斯于事無補。

我記得自己參加過兩屆論壇后曾想：“我確實需要這個嗎，應該再去參加嗎？”我有點擔心自己會漏掉什么，也許還是必須參加。如今我以足夠的把握和信心說，我什么也沒漏掉，也不必為了讓人看到我在那兒而去參加。

老實說，對民間組織而言論壇有點像動物園，要討論對我有用的事或跟人面對面交流可能很不易。而在會議辯論中，也并不會讓你暢所欲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