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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年前二戰結束之后不久，經濟迅速崛起的日本和德國，現在似乎存在很大差距。文章稱，勤奮、技術實力卓越和善于忍耐被視為日本與德國的相似之處，但是經濟思想和政策的不同使兩國經濟狀況相去甚遠。

25年前東西德統一之后，西德因經濟落后的東德的并入而陷入苦境，但是現在德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(GDP)卻比日本多出約20%，財政收支也為黑字。雖然受貿易對象國等影響再次面臨著問題，但是德國仍有很多值得日本學習的地方。

在東西德統一的前一年訪問東德時，看到在馬路上行駛的東德產汽車“衛星”排出滾滾黑煙、發生咕咚咕咚的噪音。與精致的西德汽車相差甚遠。由此切實感到40年里不同的經濟體制所產生的性能差。加上東德的1600萬人，德國統一后共有7900萬人口。雖然東西德統一是民族的夙愿，但是西德方面也有不滿的聲音。西德馬克等價兌換東德馬克，而實際上東德馬克的價值僅為西德馬克的10%。德意志聯邦政府力壓時任德意志聯邦銀行行長卡爾·奧托·珀赫爾的反對，投入了約300萬億日元用于東德的復興。經濟低迷、財政惡化是必然的。

即便如此企業還是開始采取行動應對變化。1996年，朱爾根·施倫普來到旗下擁有“梅賽德斯奔馳”的戴姆勒。施倫普呼吁“重視股東”和“自主變革”。奔馳見習生出身的施倫普成長為歐洲最大企業的CEO體現出股東和經營層的意識發生了變化。

2年后，該公司與美國克萊斯勒合并，雖然以失敗告終，但是改革的嘗試之后仍在繼續。

由于經濟的全球化以及93年歐盟的成立，企業間的競爭日趨激化。因此，德國企業開始致力于摸索改革之路，例如德國化學巨頭赫斯特(Hoechst)與法國企業合并等。這是很大的進步。在日本，日立制作所啟動根本性改革是在約10年前。

在工會實力強大的德國，包括社會保險負擔在內，高昂的人工費和解雇限制阻礙了改革。

在此背景下，2003年時任總理格哈特·施羅德著手實施結構改革。施羅德縮短失業保險的給付時間、要求患者承擔健康保險費，并控制了養老金給付額的增加。此外還放寬擁有不到10位員工的小企業的解雇限制。

由于社會保險負擔減輕，解雇也變得容易，企業擴大了招聘規模。失業率從05年夏季的11%左右下降至5%左右。得益于稅收增加和社會保障改革，財政收支也出現改善。

施羅德政權還取消股票出售收益的法人稅。這樣一來企業易于實施并購和重組，能更好地應對經濟全球化和產業結構的變化。

同一時期日本小泉純一郎政權開始討論勞動力流動化對策等改革。日本的國際基督大學客座教授八代尚宏指出“日德的不同之處在于，德國一直在切實推行改革，而日本僅僅喊了改革口號就不了了之”。

因推行嚴厲的改革而遭到厭惡的施羅德在選舉中敗給默克爾。但是正是受勞動者支持的左派政權才能夠推行上述一系列改革。與之相對，日本的民主黨政權則無意實施不受工會等歡迎的改革。

默克爾政權繼承前任者的路線。默克爾增加相當于日本消費稅的附加值稅，減少法人稅。其目的是改善財政狀況和強化企業的競爭力。

雖然在施羅德政權之前，德國的改革停滯不前，但是企業和政治家卻在沒有大幅拖延的情況下解決了困難的課題。重視“競爭”和“市場機能”的思想發揮了積極作用。這是基于凱爾斯主義貫徹總需求管理、推遲改革的日本與德國的不同之處。

日本方面，安倍晉三政權的提出“地方振興”和減少法人稅無疑有助于激活經濟。不過，對于制定新的解雇規則等勞動力流動化對策則缺乏熱情。此外政府對企業的干涉進一步增多，例如要求企業加薪等。

在難以達成財政赤字削減目標的情況下，日本再次在補正預算案中加入經濟刺激政策。關于財政健全化的社會保障改革方面，除了控制公共養老金給付額的漲幅外，日本再次推遲實施給根本性改革。厚生勞動省匯總的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方面也以確保財源為主要目標，控制醫療費成為其次目標。